一九七九年的冬天,與大拇指諸友夜訪沈從文先生。當時他住在北京的羊宜賓胡同,我們一行六人在古舊的大雜院中找到了沈先生的小房間,在昏黃的燈光下,坐在他的床上聽他說他的花花鳥鳥、瓶瓶罐罐,神往不已。但每當我們由古代服飾世界回到身處的小房間時,我們都不禁為兩位老人叫屈。不足百尺的房間只有一張桌子,兩位老人輪流使用,而他的作品(全為香港翻印版)也只能堆在床上,再想到他幾十年來的遭遇,儘管沈先生不以為苦,我們仍感到無限辛酸,而其中發生的一段小插曲尤其使我難忘。出發前我們已知道沈先生的近況,故特別帶了一個小電暖爐給他,豈料當我拿出暖爐時,他們卻微笑婉拒,並告訴我們由於電力不足,如開了這個暖爐便會使整個大合院都要停電呢。生活成長於香港的我們從沒有想過會有這種情況,所以沈老夫婦雖然不介意,但當時的我卻為自已的無知而難堪,更為他們的艱困難過。
回港後,《大拇指》第116期刊出了〈沈從文印象〉小輯,包括康麗的〈那個訪問〉、辛其氏的〈北京•沈從文•印象〉和我的〈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以記其事。之後,我曾將報紙寄付沈先生,未獲回覆。一九八七年,沈先生離世,大拇指結束,一切成為歷史。
想不到,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竟意外地遇上這段文字,很高興原來沈先生記得我們的訪問,不過,儘管今天我已不再年輕,但重看當年所記,對不起,沈先生,我仍然要說一句,感觸依然,叫屈依然。
註1:原文見北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全集》(2002)26卷,頁99-101,轉引自臺北麥田出版社出版,張新穎著的《沈從文的後半生》(2015)一書。
註2:沈先生以為《大拇指》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所辦刊物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之前曾有中文大學同學往訪,我們好像也是透過陳慶源聯絡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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